向革命前辈学开会
来源：中国国防报 发布日期：2017-09-01 08:20 点击量：
据资料统计，红军长征途中大大小小的会议开了数百次之多。其中的许多会议有着与现在开会截然不同的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在行军途中，善于骑马的粟裕常常像张果老倒骑毛驴一样倒骑在马背上，背朝前、面朝后地召开“马背会议”，与马上诸将边走边议。这样既解决了问题，也不需要专门占用时间，尤其是在时间紧迫，或者需要趁热打铁的情况下，随时随地说开就开了。据时任团政委的杨成武回忆，在红军长征途中，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昼夜兼程240里飞夺泸定桥时，“在行军纵队中，忽然一簇人凑拢在一起。这群人刚散开，接着出现更多的人群，他们一面跑，一面在激动地说着什么。这是连队的党支部和党小组在一边行军，一边开会啊！时间逼得我们不可能停下来开会，必须在急行军中来讨论怎样完成党的任务了。”
就是一些重要的会议也并非一定要坐下来开个三五天。1934年12月10日上午，由红二十五军主要领导组成的中共鄂豫皖省委第十八次常委会召开了。本来没有准备在那里开会，因为“敌人总是跟在屁股后面追”，危急的军情不允许红军指挥员们坐下来开会，但是部队非常疲劳需要休息，指挥员们聚集在一起说着说着就等于开会了。当然，这需要与会人员事先熟悉情况、预有准备，具备了召开的条件。看似仓促，但选准了时机和地点，一样可以达到开会的效果。
真要坐下来开会，有“皮老虎”之称的皮定均司令员开的会就很有鲜明特点：一是有事才开，有用的人才来，不搞列席，人数少而精；二是开会时间短，来了就事论事，当场要出结果；三是会随处可开，不择地点。作风硬朗、雷厉风行的他当司令员时和手下的将领开会，经常是大家盘腿而坐后，就直奔主题，谁干什么？该怎么干？当场拍板，内容议定，拍拍屁股走人。会议简洁明快、精干高效。
这些算是容易的，难的恐怕还是领导和会议主持人能否敢说敢讲，不怕得罪人。新中国成立后，长征途中好的会风在许多将领身上体现得依然十分明显。
当年，刘亚楼将军召集会议，一不准抽烟，二不准喝茶，三不准摆水果。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若有人发言不着边际，将军就会点名批评。没有形式和排场，更没有铺张浪费，还反对与会人员信马由缰。
还比如原石油部长余秋里将军主持大会时，与会人员都比较害怕，领导干部更是如此。有一次开会，他亮出一份石油部教育司的公函，厉声问道：“大家看看，外交部的‘交’竟是郊区的‘郊’。教育司长来了吗？”下边回答请假了。将军说：“副司长顾德勤呢？站起来(罚站)。”而这位副司长，是年过半百的老红军战士。又有一次开会，问：“解放军军械部急需四百吨擦枪油，为什么三个月没有回音？”无人应答。将军继续说：“徐今强同志，你分管炼油厂工作，你说。”徐今强规规矩矩起立回答。主持会议的余秋里将军直入主题，点名到人，这样的会议辣味自然够足，效率更是令人称赞。
当年的将领少有那些穿靴戴帽的套话、虚话、大话、空话。余秋里作报告时，常将秘书准备好的讲话稿念个开头和结尾，主要内容全是脱稿而讲，心里十分有数。采访过他的部队作家陈道阔说：“勤奋使他没有依赖心理，自信使他耻于为人代言。”因为他自己的话，就是群众爱听的新话、实话、真话、短话。
陈再道将军回故乡参加一个大会时，刚开始依惯例照稿宣读，突然醒悟过来：“我回家了，还念稿子干啥？”于是把稿子丢到一边，想啥说啥，自由发挥，屡屡获得掌声。
当然，时代在变化，会议也要与时俱进地发展创新，但无论如何变化，只要弘扬了这些优良传统，会风就一定能受到人民群众的肯定和欢迎。（摘自《中国国防报》 作者：周云波）
在行军途中，善于骑马的粟裕常常像张果老倒骑毛驴一样倒骑在马背上，背朝前、面朝后地召开“马背会议”，与马上诸将边走边议。这样既解决了问题，也不需要专门占用时间，尤其是在时间紧迫，或者需要趁热打铁的情况下，随时随地说开就开了。据时任团政委的杨成武回忆，在红军长征途中，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昼夜兼程240里飞夺泸定桥时，“在行军纵队中，忽然一簇人凑拢在一起。这群人刚散开，接着出现更多的人群，他们一面跑，一面在激动地说着什么。这是连队的党支部和党小组在一边行军，一边开会啊！时间逼得我们不可能停下来开会，必须在急行军中来讨论怎样完成党的任务了。”
就是一些重要的会议也并非一定要坐下来开个三五天。1934年12月10日上午，由红二十五军主要领导组成的中共鄂豫皖省委第十八次常委会召开了。本来没有准备在那里开会，因为“敌人总是跟在屁股后面追”，危急的军情不允许红军指挥员们坐下来开会，但是部队非常疲劳需要休息，指挥员们聚集在一起说着说着就等于开会了。当然，这需要与会人员事先熟悉情况、预有准备，具备了召开的条件。看似仓促，但选准了时机和地点，一样可以达到开会的效果。
真要坐下来开会，有“皮老虎”之称的皮定均司令员开的会就很有鲜明特点：一是有事才开，有用的人才来，不搞列席，人数少而精；二是开会时间短，来了就事论事，当场要出结果；三是会随处可开，不择地点。作风硬朗、雷厉风行的他当司令员时和手下的将领开会，经常是大家盘腿而坐后，就直奔主题，谁干什么？该怎么干？当场拍板，内容议定，拍拍屁股走人。会议简洁明快、精干高效。
这些算是容易的，难的恐怕还是领导和会议主持人能否敢说敢讲，不怕得罪人。新中国成立后，长征途中好的会风在许多将领身上体现得依然十分明显。
当年，刘亚楼将军召集会议，一不准抽烟，二不准喝茶，三不准摆水果。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若有人发言不着边际，将军就会点名批评。没有形式和排场，更没有铺张浪费，还反对与会人员信马由缰。
还比如原石油部长余秋里将军主持大会时，与会人员都比较害怕，领导干部更是如此。有一次开会，他亮出一份石油部教育司的公函，厉声问道：“大家看看，外交部的‘交’竟是郊区的‘郊’。教育司长来了吗？”下边回答请假了。将军说：“副司长顾德勤呢？站起来(罚站)。”而这位副司长，是年过半百的老红军战士。又有一次开会，问：“解放军军械部急需四百吨擦枪油，为什么三个月没有回音？”无人应答。将军继续说：“徐今强同志，你分管炼油厂工作，你说。”徐今强规规矩矩起立回答。主持会议的余秋里将军直入主题，点名到人，这样的会议辣味自然够足，效率更是令人称赞。
当年的将领少有那些穿靴戴帽的套话、虚话、大话、空话。余秋里作报告时，常将秘书准备好的讲话稿念个开头和结尾，主要内容全是脱稿而讲，心里十分有数。采访过他的部队作家陈道阔说：“勤奋使他没有依赖心理，自信使他耻于为人代言。”因为他自己的话，就是群众爱听的新话、实话、真话、短话。
陈再道将军回故乡参加一个大会时，刚开始依惯例照稿宣读，突然醒悟过来：“我回家了，还念稿子干啥？”于是把稿子丢到一边，想啥说啥，自由发挥，屡屡获得掌声。
当然，时代在变化，会议也要与时俱进地发展创新，但无论如何变化，只要弘扬了这些优良传统，会风就一定能受到人民群众的肯定和欢迎。（摘自《中国国防报》 作者：周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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